”我急忙打断他，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有人把他的话听见了。好在周围只有风声，并没有人。
“行不行嘛？嗯？”他不依不饶地问我。我只好发着火回答他：“行行行，行了吧，追着问的，烦不烦。”
耳边的机器还在轰轰地运作着，透光的荧屏上，医生挂起了五六张x射线图，给我讲解说这里位移，那里成角，还有的地方不是骨头出问题，是内脏破了，局部出现肿胀。
还是我醒来时看到的医生。她留短发，烫着卷，年纪大约有五十上下，此刻给我讲解治疗方案，对我说住院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休息，肋骨自己长长就能好。注意饮食清淡，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另外性病方面，不要太担心，现在发现得早，还是一期，不严重。听医生的话，按时注射青霉素，还是有根治的希望。另外私生活方面别人都帮不到，要自己多注意，必须使用安全套，避免不安全性行为。
我问她：“我是一期，那一共几期啊？”
“总共是三期。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，一期都是皮肤粘膜上的症状，大多数都没感觉，普通人很少留意的。到了二期三期就严重多了，对骨关节、神经方面都有损害。这个病传染性强，以后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衣服、洗漱物品要单独放，洗澡的毛巾不要混着用，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使用卫生间马桶。”
我没有家人，不担心给人传染。我在心中默默念道，但没有说出口，我怕她可怜我。
“神经？神经损伤是说胡话那种吗？”
医生对我的询问露出吃惊的神色，好像在惊诧我还懂这些。
“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症状的。像是焦虑、紧张等等的情绪反应，严重的会出现精神问题。像是说胡话，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老觉得有人要害他之类的情况，临床上都是有的。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，并发症不好治，所以你可要抓紧机会，好好治疗。我们院的精神科就有几个病人，在精神科治疗了几年不见好转，一检查才发现是神经性梅毒。”
呵，我冷笑出声。应该就是杨坤了，我的病应该就是从他身上得的。整天嚷嚷着有人要杀他，搞得我也鸡犬不宁。
见我不合时宜的冷笑，医生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你没病就不要装作精神病了。好好配合治疗，别一天天吊儿郎当的。你还年轻，等出院了还有大好前程呢。出去之后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，多干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老刑警和小警察又来了。
最近天已经完全热了起来，我在病床上能看到骄阳如日中天，天空蔚蓝着湛亮。他们穿着便装，上衣是系扣的白色化纤短袖，裤子穿的是黑色西装，脚上的皮鞋有几道很深的裂纹。这套装扮在这个天气里算得上是热得恼火。
老刑警给我提了点水果，塑料袋装的硬桃。他把水果放在枕头边的床头柜上，又把胳膊下夹着的公文包一并放到了上面，然后拉了两把椅子，给自己和跟班坐下。
他们今天看起来随意多了，心思甚至不在我的身上，而是飘忽不定的，悬浮着一种解脱和喜悦的情绪。我说不上来，但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说不定。
他刚一坐下，就又摆出那副专注和严厉的表情。小跟班已经掏出本子，翻了几页准备开始记录了。
依然是老刑警先开口：“都是老熟人，见了好几回，那这次就不互相介绍了。”
“行。你们问吧。”我躺在病床上，左腿被绑得高高的，挂在床边的铁架上。右胳膊蜷在身前，像是鸡翅膀。身上还有青青紫紫的好几处伤口，被晾在外面不管了。在这幅情境下，我只能摆出任人宰割的模样。
老刑警调整坐姿，开始了问话：“3月11号的晚上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这问题已经问过了一遍。“我在阿波罗，值夜班。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。”
“有人能证明吗？”
“当天晚上在阿波罗上班的人都能证明。出勤表、监控，上面都有我呢。”
“你确定？”老刑警挑衅般地问我。
跟我玩心理战，简直可笑。我做出疲惫的模样，开口重申道：“我确定。”
“4月23号下午。在我们去到你家里，对你进行情况了解之后，你去到了哪里？”
他说的是我去杀四爷的那天。
“我去了阿波罗。”
“你去阿波罗做什么？”老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不放过我任何一个表情。
“我去上夜班。”按理来说那天不是我出勤，表格上应该没有我的名字。但我只能这么回答了，按照练习好的那样。
“你几点出发，几点到的阿波罗？”
“大概是下午六点半出发的吧，七点钟就到阿波罗了。”
“七点，离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哦。”
我抢答道：“对，早点儿去，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恐怕接下来才是重点。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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