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跳下了大兴宫的台阶，朝着弟弟和友人走来。他已经听到了弟弟的话。“我和阿玄年幼时讨论史书，就思考过朝堂若想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，那就一定要抢夺注经权。人才皆有注经的野心，朝堂拥有注经权，他们要实现野心就只能进入朝堂，为我所用。”李世民拍了一下弟弟的肩膀，又继续前行，走向他的“房谋杜断”。“再者，王朝会毁灭，思想不会。我怎么也想不到让大唐一直延续下去的办法，只能退一步，让后世王朝都遵循唐制，以唐为镜。”“若后世与我一脉相承，岂不是也能证明我大唐不灭？”“我要凝聚大唐的思想， 房相扬言灭满门什么是注经权？《礼记》曰：“礼不下庶人。”这句话另外一层含义， 便是庶人之上的阶层，吃饭睡觉，一言一行， 都要遵循礼。自周朝起， 维护阶级统治最基本的工作就是“礼”。士人有士人的礼， 大夫有大夫的礼，诸侯有诸侯的礼，天子有天子的礼。春秋战国礼乐崩坏， 到汉朝重新平定天下时，也重新塑造了“礼”。这“礼”不单单指礼仪，还包含了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， 笼统来说，可以算是当世的“规范”。当世家掌握了注经权后， 学识垄断反倒是小事， 庶族有了足够的钱财，也能换得学识。但“礼”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中，不仅是学识的评价标准，连士人一言一行的“规矩”都掌握在他们手中，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“完美的士人”。非世家门阀的士人想要获得较高的评价， 必须通过他们的认可。魏晋南北朝时，他们扪虱而谈是清贵，烂醉如泥是清贵， 只知清谈是清贵， 吃多了五石散满大街裸|奔那也是狂士风范。你说这不符合孔孟荀子的教导， 他搬出黄老庄周， 但一说起学问，他们又个个都是儒经大家。这件事换到后院里， 便是世家女子头上戴绢花，小家碧玉的女子头上戴珠钗，自然是世家女子清雅；换作世家女子头戴珠钗，小家碧玉头戴绢花，便是小家碧玉寒酸；就算二者都戴绢花，那就是小家碧玉对世家女子东施效颦，贻笑大方。“注经权”在他们手中，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哪怕皇帝说不对，世人也认为是世家说得对，皇帝应该遵循“先贤”的规矩。李世民对房乔和杜如晦侃侃而谈：“一个强大的王朝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朝堂，一个说一不二的皇帝。皇帝可以主动听从劝谏，但不能被任何人钳制。”李玄霸频频点头：“这就是君主专|制，中央集权。”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政策，在如今，正是封建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，最适合现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君主专|制，中央集权。直到君主专|制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的时候，也是封建制度即将灭亡的时候。现在大唐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绽放封建时代的光和热，造就封建时代最璀璨的辉煌。然后，辉煌之后就是灰烬，灰烬极尽升华，迸发出新的火光，诞生出全新的璀璨辉煌。下个时代的人自会做下个时代该做的事。他们立足当下，需要的是将当下能做的事尽善尽美。历史中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二人也抢夺过注经权。唐太宗兴儒学，建立弘文馆、史馆、司经局等机构，命令大儒编纂勘校书籍；扩建国子监，设“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”六学；命令全国官员积极举荐士子参与科举考试，并试图深化李渊当初的“投牒自举”的政策。科举考试并非一朝一夕形成。隋文帝建立分科考试，是改革了两汉时的察举制。两汉被举荐的孝廉入京后要经过考试才能授官，隋文帝将考试规范化，分科取士，是为“科举”。但隋朝时的“科举”不允许士子投牒自举，必须由五品以上官员举荐，才有资格参加考试。而且隋文帝时考试时间也不固定，实际内核仍旧是察举制。李渊当皇帝后，不仅设立“常科”考试，每年固定考核人才，还在武德五年允许士人向各自州县官员“投牒自举”。“常科考试”加“投牒自举”，才是后世科举的雏形。不过李渊当时所下的“投牒自举”的命令，仍旧是让士子先去获得各自州县地方官员的举荐。唐太宗试图让“投牒自举”扩展到士子直接参与科举考试，被魏徵劝了回去。《旧唐书》曰，“（唐太宗）：’致治之术，在于得贤。今公等不知人，朕又不能遍识，日月其逝，而人远矣。吾将使人自举，可乎？‘而魏徵以为长浇竞，又止。”哪怕魏徵自己也是寒门士子，也认为让士子直接参与考试，会让社会风气变得浮躁，助长自吹自擂之风，必须通过官员的举荐。这一点在后世人看来一头雾水。为什么向官员推荐自己就不是浮躁，直接参与官府的考试就是浮躁？
但这在当时就是如此。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，士子都要先拜到官僚门下，得到官僚举荐才能考试。这样的行为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巩固，只有通过世家举荐的人才能做官。举荐的官员就是“举主”，被举荐的士子是“举主”的“故吏”，“故吏”对“举主”有“道德”上的从属关系，这种政治制度又称“二元君主制”。历史中吕布没有认义父，但杀丁原后名声烂透。这就是因为丁原是吕布“举主”，吕布是丁原“故吏”。深化推广“投牒自举”显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，但唐太宗的优点是听劝，又有个不足之处是太听劝，手下文武百官都说“投牒自举”不好，他就放弃了。李玄霸侃侃而谈：“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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