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到这个城市有一年了，画家。早上七点三十分，这是我在这个城市起得最早的一个早晨，我看见一个清醒的自己。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小地方，许多次伸长，变宽，但并不乱，这里的人会让一团乱麻看上去都很整齐、优美。无论哪条大街都彼此相像，一字排开的街面建筑都有二十来层高，正好大到可以让对面的房子没有太阳，让马路上的人抬头还看得到屋顶，还不像香港纽约的摩天大楼那样不可仰望，这个城市的居民有血统里严肃和狭长的脸，夹在这些陌生的人群里可以体会到它的独特气息，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在我的画室附近挑一个咖啡店的靠窗位置，坐在温暖的阳光中，凝望异乡的尘烟和风情。这天，我又像往常一样，来到了这家叫“城外会馆”的咖啡店，店里的服务生阿杰一见到我来就拿出咖啡豆准备磨咖啡，我扫视了一下店里，这是中午，人不多，零零散散的，在我的不远处，一个大背包吸引了我，帆布质料，但很坚固的样子，贴着两张行李托运条，有些脏有些旧。看看他的主人，一件“巨人安德鲁”t恤，一条脏的牛仔裤，一双厚底皮鞋是系带的，上面蒙满了灰尘，直觉上，这是一个“背包客”阿杰把咖啡端上来了：“林敏姐，你的咖啡。”我说谢谢。那“背包客”突然转过身来说：“林敏？”他好像认识我的样子，这让我迷惑，我不认识他。他有一张英俊的略带风尘的脸，一头红发，唇下有唇环，左耳有许多的洞，戴着耳环，脖子上挂了多得数不清的项链。他把包提过来坐到我的桌边，说“我们认识的，去年在西藏。”我大惊，去年我是去了一趟西藏，可是我想不起来了，到底有没有认识过眼前的这个男人。我迷惑地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“柏生。”还是想不起来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？他说：“你再想想，在去阿里的路上，我们一起‘扛大厢’。”“扛大厢”我是知道的，在阿里的原野上，最常见的除了各个旅行团队的包车外，就是各种长鼻、短鼻、没鼻的大卡车，这是在路上的人在阿里甚至西藏通行的旅行方式，阿里高原上的许多货车都坐满了四面八方来的行者，人不分男女，地不分中外“扛”到目的地再说，按路上通行的说法这叫“扛大厢”也许，柏生就是那是“扛大厢”中的一个吧？于是我笑着说：好久不见。这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亮，微风吹拂，难得的好天气，我下午也没有什么活要赶，于是我和柏生就在这有咖啡店里有了一些对谈。从谈话里我知道，柏生是个旅行爱好者，记者，作家，电台dj样样通吃。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吧。当他得知我是个画画的时候，就跟我聊起了达利，说他在五月份的时候，在广州参观了狂想的旅程——大师达利互动展。达利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，他的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，是令我敬仰的大师之一。现在想想，那天的柏生身份可疑，作派特别，像我这种心有距离感人，怎么会和他沟通默契地聊了一个下午呢？但他笑起来的声音很熟悉，虽然我不记得曾经在何时何地听到过这样的笑声。柏生说想在这个城市歇一段时间，我说住我那里吧。他住进来后我们泾渭分明，洗手池上，他的牙刷在左边，我的牙刷在右边，他的毛巾是白色，我的毛巾是蓝色，诸如些类的一半对一半。柏生确实文艺，有事没事就提出到楼下的老吧喝喝啤酒，青岛啤酒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饮，这之前，他在北京喝过，我也轻声对他说在这个城市很难找出比青岛啤酒更美味的啤酒了。柏生喝酒时总有一个话题是影碟，任何地方的“文青”都这样。柏生看过娄烨的苏州河、蔡明亮的爱情万岁、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知道候孝贤、李安、贾章柯、杨德昌那段时间，我没完没了地陪他租碟、看碟。应该是他走进我的生活。让他走进我的生活实在是出于无奈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也没什么，但是慢慢地，日子一天天地过，事情也就累积着累积着发生了变化。那次在“创库”有一个艺术活动“创库”是这个城市上的一个艺术家社区，我带柏生去了，原来是一个艺术青年在美国的一个活动中翻拍回来的的带子，画面飘飘忽忽的，很不清晰，柏生在那里说：这不就是枪碟吗？这明明是电影版的，有没有碟版的看啊？幸好他是小声说的，我知道这么没水平的话是会在这群艺术青年中引起公愤的。于是我就把他拉了出来。他看见路边的广告贴着电影超市的“指环王”海报。我们无需再商量，草草吃了肯德基便去看，散场后我们共同的反应是“jt ”（一般般）。柏生说我不像是这个城市的人，说我身上有漂泊的气息，我说我确实不是。他是个聪明并且有阅历的男人，我不介意和他成为朋友，我喜欢听他讲他在旅行的途中一些离奇的事情，里面弥漫梦想和传奇的味道，我欣赏这种注重生命体验，能够呛制造离奇故事的人。在他的故事里，偶尔会穿插着：“你还记得吗？那次我们在西藏”之类的话题。我越来越怀疑，我和柏生是早就认识了的。虽然我平时喜欢喝点酒，但也不至于糊涂到连认识过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吧？但是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？我最喜欢画的东西是花儿，虽然画花有点俗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我画了一个下午的七朵曼佗罗。
柏生：画得不俗嘛。我：嗯，一般般。哦，谢谢。柏生：给它起了什么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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